又是四月临近的日子。十多年了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鬼使神差，我的脑海里便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一幕幕我本不愿意回忆的情景。
基辅的四月是个美好的季节，到处是一派万物复苏、生机勃发的景象。漫长的冬天终于结束，刚刚解冻的德涅泊河欢快地流淌着，把最后一片浮冰带向遥远的黑海。市中心广场上停了整整一个秋冬的大喷水池重新喷射，细细的水珠带着春天特有的气息洒向四周。天真的孩子们在广场上追逐着雪白的鸽群。姑娘们迫不及待地甩掉冬装，换上艳丽的春装，为城市增添了一道最亮丽的风景。
然而，谁能想到，灾难竟然在这样美好的时刻突然降临。
1986年4月26日凌晨，巨大的爆炸声在距基辅市区不过80公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方向传来，灾难就这样开始了。此后每年的这个日子，当地居民总会自发地聚集到教堂，燃起无数的蜡烛，司机们会在大白天打开车灯，为事故死难者、也为自己的家园惨遭核污染而默默地致哀。这个印象太深刻了。
就在核事故发生四个月后，我作为负笈学子来到了基辅。那时，被疏散到外地去的儿童和孕妇还没有回来。恐惧和无奈使这座美丽的欧洲城市失去了往日的风采，冷冷清清，毫无生气，街道上死一般的寂静。街道和大部分建筑已经被清洗，但人们还是尽量避免户外活动，因为尘埃中仍含有大量的放射性物质。昔日诱人的林间小道、湖泊草丛此时变成了不祥之物，因为广阔的田野和森林是无法洗刷的，那儿的放射物只能任其自行衰减、消亡，而那需要漫长的岁月。要命的是水源也被污染了，人们甚至不敢使用自来水，商店里的矿泉水被抢购一空，公园里一洼小小的泉眼旁人们排着长队等待汲水。
尽管官方媒体不断地安抚人心，然而市民早已成了惊弓之鸟。城里谣言四起，一日三惊的事时有发生。这种紧张、惊恐的状况在我到达基辅后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。
核事故的损失异常惨重，那需要一大堆天文数字来表现，而其中最悲惨的当是人员的伤亡。据1998年乌克兰官方统计，除去事发过程中丧命的不算，在参加善后清理和修复工作的35万人中间，已有近1．3万人死亡，另外还有83％的人正在遭受着各种莫名其妙的疾病的折磨。
基辅人的悲哀远不止于事故本身给他们造成的损失，更大的悲哀还在于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。事故发生之初，消息曾被严密封锁，市民根本不知道大祸临头，非但没有被及时疏散，相反，在核放射最强烈的几天，共和国居然还组织了盛大的“五一”庆典，百万大众列队街头，高呼口号接受检阅，全然不知自己面对着致命的射线。而恰在此时，大员们的妻儿却偷偷地乘专车逃离了。当真情最终被揭开后，混乱的局面便可想而知了。300万人口的基辅出现了战后从未遇见过的大混乱。
我的朋友尼古拉这样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：“人们都疯了，像难民一样，推搡着，叫喊着，谩骂着，互不相让，争先恐后地向外逃。我没有见过战争，但我想战争也不过如此。”他的妻子列娜对我说：“我们有两个孩子，当我们听说出事后，机场和车站已经挤不进去了，我们没有汽车，只好向查波罗什的亲戚求救，他们连夜驾车赶来接走了孩子。那阵子孩子们都被送走了。你能想象吗？诺大的城市里连一个孩子都没有！城市就像死了一样。邻居们傻坐在一起，没人想到要做饭，大家呆呆地互相望着……”
一位曾经参加过二次大战的苏联老兵对我说：“核事故比战争还令人恐惧。战争爆发时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，知道该怎么对付，可核辐射却让我们束手无策，除了恐惧还是恐惧。”
在以后的岁月里，不断地有当事人向我讲述那段可怕的经历。也许，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还将继续向他们的友人和孩子讲述下去。他们受到的刺激和伤害太大了，那是铭心刻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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